近读刘兴雨先生的《追问历史——对历史常识的质疑与颠覆》一书，深感当今杂文家的不易。写杂文，不比写风花雪月的小说，不比写叹春悲秋的散文，因为写这些东西，首先你不必担心自身的安危，不必担心触犯政治体制的痛处，无论你怎么写，只要文笔不差，只要思想不庸俗，很容易就能够写出一些质量不错的文章来。写杂文则不同，用一个老套的说法来讲，杂文就是投枪匕首，这投枪匕首要有力量，就要有同样力量的对象，否则你的杂文就是没有力量的，没有意义的。

　　杂文家的眼睛总是盯着社会的黑暗之处，把这个社会的黑暗指出来，以便让这些黑暗消失。但是我们不能说，写杂文的人就喜欢黑暗，这是容易给很多造成的一种错觉，杂文家把黑暗指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光明，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让黑暗更少。所以，有人说“寻找黑暗是杂文家的使命和职责”。我不敢说写杂文的人就比写其他文章的人更有思想，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写杂文的人比写其他文章的思想更痛苦，因为他会看到更多的黑暗，但是，往往他对这些黑暗却无能为力，只有用自己的笔来说话。

　　这个说话，就更困难了。《皇帝的新衣》是大家都看过的，大人们在权威的面前，往往都是明哲保身，统治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就送上什么，而能够不畏权威的人，敢在权威面前说出真话的人，却是一个小孩子，而那些大人们，出于某某目的，明明知道是一个谎言，他们却不但不敢说，反而还要跟着说谎，以求统治者的高兴，以求自己的安全。而这些可贵的杂文家们，就是如同那个敢于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揭露一个弥天大谎的小孩一样，他们要顶住多少压力，他们要承担多大的风险？然而这一切，又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不吃官司不坐大牢就算你幸运了，你还奢望什么呢？这就是杂文家们的可贵，他们写杂文不为名利，如果为了名利，他们以他们的才华，去写写迎合最高统治者软文，去写写风花雪月的爱情，要么就像狗仔队的人那样去关注那些娱乐明星们的内裤是什么颜色，某某明星又有了什么绯闻，不但不冒什么风险，而且更容易名利兼得。就像有人说，哲学家往往都很清贫的原因不是他们笨，而是他们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富裕，而是精神上的富裕，哲学家如果要治富，是非常容易的事。可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还能够奢望进步吗？

　　这些不识时务的杂文家们义无返顾地承担起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担子。王重旭在《呐喊者的漂流》中说，只有不识时务者才选择杂文。杂文是一条越走越窄，越走越冷，越走越坎坷的路，于是杂文家们变身不由己进入一个怪圈，越写杂文越不得志；越不得志越写杂文。这或许就是从古到今所有杂文家们尴尬的困境。如果在一个统治者相对开明的时代，杂文家的生存状况还会好一点，如果他不幸地生在了一个白色恐怖的高压时代，那么他的遭遇就很难想象了。现已经八十多岁的杂文家柏杨先生，因为杂文，因为揭露黑暗，遭到了9年零26天的的牢狱之灾，然而这样的厄运并没有让他就此沉沦，他说，这近十年的牢狱，让他成长了，他用在牢房中的时间时间，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一书，并得到钱理群、王学泰、雷颐等30余位大陆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何等可贵。同样是台湾的李敖先生，一生数次与牢狱有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反而增加了他的斗志，还笑称自己第一次进牢房是“一进宫”，第二次坐牢是“二进宫”，到现在，依然精神矍铄地与黑暗战斗着。虽然很多人瞧不起他，不管他其他方面如何，他这样的战斗精神，是一个杂文家应当具备的，是值得人们称颂的。

　　写杂文，人们提得最多的就是“体制内写作”、“体制外写作”、“体制内思维”和“体制外思维”，人们往往认为，如果一个杂文家是“体制外思维”、“体制外写作”，那么他就是一个优秀的杂文家。如同朱健国先生在评论刘兴雨的杂文时，说他的杂文颇有体制外思维。以前我也对这个“体制外思维”深以为然，几年前，我就称赞过余杰不入作家协会，不进入体制之内，保持体制外写作的高风亮节。毛泽东在《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既然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我们作为一个合法公民，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有什么不可以写的呢？还存在什么体制内外写作之分吗？理论说来，这的确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区分呢？我想还是因为某些人的人格出了问题，或者体制出了问题，宪法上写着的，我们却得不到，宪法上允许的，现实中却被禁止，一旦某个人进入了体制之中，在人们看来，他写的东西就会去迎合体制，而那些没有在体制之中的人写东西，就被看成是更真实。

　　我认为这是一个人们认识的误区。写作，无关乎体制的内外，关键看写作的人他有着什么样的品质和人格。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你就逃离不了体制的管束，因为政治无处不在，体制无处不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没有什么不体制，如果你说你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那么你看看，前几年我在寺庙里看见的是出家人要学习三个代表，现在的寺庙中又常能看见先进性教育，他们这些自称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的人，就脱离了体制的管束了吗？写《逍遥游》的庄子，妻子死了还鼓盆而歌，看起来是多么的超脱，但是他还是说出了“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样的话来。

　　一个人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中国有中国的体制，美国有美国的体制，无论在什么的体制中，人们的精神中都有着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些东西，与体制无关，与国家无关，与政治无关。人们追求光明，向往自由的精神，无论是没的体制，无论什么的政治，无论什么样的国度，无论什么样的时代，这都是不变的。而杂文家比别人能够更深地体味悲凉的黑暗，更知道光明和自由的可贵，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有风骨的杂文家，无论他的身份是否在体制内，他都一定会不违背自己的思想，把他的笔化着投枪匕首，刺向黑暗，用他的文字，向人们描述什么是光明，什么是自由。如果有人非要高调地喊出什么体制内外思维，体制内外写作，那么，他就一定还不算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一个真正的杂文家。这样做，这样说，往往都是沽名钓誉之辈之所为。所以，我并不赞成什么体制内外写作之分，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区分，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最近朱健国和鄢烈山们好象对这个体制内外的写作争吵得不可开交，我看没有必要，为这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大动干戈，不值得。


　　延伸阅读：
　　体制外写作：复合名词，也可作动词。这里所指的“体制”，在小尺度的语境内，特指伪价值制度中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以及新闻体制等等；在大尺度范围内，则指人类思想和文化中一切制度化的语言体制和价值体制。故而，“体制外写作”作为名词，是指自觉地置身于伪价值制度的权力体制、思想体制、文学体制、学术体制和新闻体制之外的，具有独立、自由的立场、观念、方法的文学艺术及学术存在。作为动词，指对上述立场、观念、方法的自觉实践和展开。相对于体制文化，体制外写作一般具有独立性、异端性和先锋性的特点。可替换词：自由思想、自由写作。——周伦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