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的案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类似的案子,在俄国伟大的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也出现过,那就是《罪与罚》。虽然这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但是,依然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大家都知道,在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为这就标示着一个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他对新的社会制度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然而,现实却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无情的现实破灭了他的幻想,他开始失望,开始怀疑。当然,这样的失望和怀疑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当时社会上许多知识青年也有着同样的情绪。在这样的情绪下,自然就会产生一些个人主义似的的反抗。到了一八六六年,《俄罗斯通报》上就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就是《罪与罚》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先来看《罪与罚》的内容。《罪与罚》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十九世纪,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的一出社会悲剧。小说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是一个法律学的大学生,他敌不过社会的迫压与生活的贫穷,为了生存,他举起了他认为是正义的屠刀,杀了他认为是非正义的“百无一用、象虱子一般的老太婆”,他认为,他是为社会铲除了一个祸害,他所杀的人,是应该被杀的,他是无罪的。他还为他的杀人找到一个理由,他用拿破伦做例子,拿破伦当年也非常的贫穷,和他境遇很相似。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拿破伦让很人流了血,并且成功了。所以,拉斯科利尼科夫也相信,他也能够成为拿破伦那样的英雄人物。陈韵琳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这个理论总结成这样一个学说:超凡伟人往往有犯罪的天性,因为他需要建构新制度,这种建构势必带来毁坏;也因此,伟人的犯罪是合理的。
我们再来看王斌余的案子。
《北京青年报》于今年2月的时候,北京、上海、广州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据调查现实,有85.2%的人认为2005年将是“改革年”。《半月谈》也在今年的第十二期上发表文章《司法改革全面启动》,其文的引言说:“司法鉴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式实施、死刑核准权酝酿收回最高法……人们发现,今年以来,我国在司法领域改革举措频繁,司法改革逐步驶入“深水区”。近日,半月谈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备受社会关注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案经中央批准,目前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今年的5月23日,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也研究中心出炉了一本三万字的关于民工讨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该书的作者肖卫东声称:“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王斌余的案子,就发生在2005年这个“司法改革年”年,发生在这个农民工的维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2005年,这应该是和本案最相关的一个时代背景。
王斌余的处境与《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很相似。为了改变贫穷生活的现状,他十七岁开始到城市里打工。对于城市来说,有是一个外来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尊严,诚实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在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前段时间,还有一个阿星杀人的案子,也与此非常的相似)。贫穷和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导致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与王斌余都举了屠刀。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学法律的,他应该知道杀人犯罪的行为,但是在他杀人之前,他有和尼采的“强力意志”很相似的观点,作为他杀人无罪的理由。王斌余也应该是知道杀人是犯罪的行为,否则他不会在杀人后就去公安局自首。他杀人的理由没有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杀人之前所想的那么复杂和深奥,在他的弟弟被苏文才(他所杀四人中的一人)打了一耳光后,长期积郁在他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他杀人前的宣言是:“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欺负?!”
贫穷不能够成为犯罪的借口,但是在现实中,贫穷往往都是犯罪的根源。
拉斯科利尼科夫用暴力的方式反抗不公平的社会,有他的历史原因,在那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不公平与非正义,人们很难有其他的办法来反抗,因为个人的力量跟沙皇统治集团比较起来,太过微弱。但是他这样的反抗也是没有用的,虽然他用拿破伦来做榜样,但是他没有想这样一个道理,《庄子》中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虽然他也想为人类造福,想成为一个正义的统治者,他认为,攫取统治这个社会的权力就得不择手段,于是“杀人的思想是作为现成的东西来到他头脑里的。”从道德层面来看,他的杀人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是博爱的。在那样的社会里,如果不杀人,他也有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也是他内心斗争的主要内容。一是做一个逆来顺受的人,这样就会落到马尔美拉陀夫那样的悲惨结局。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顾一切的道德准则,成为“人类主宰者”,这样就与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之流同流合污了。卢仁是坚决反对杀人的,虽然他们没有想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拿起斧头去杀人,没有触犯到当时社会的法律条文,但是他们干的坏事跟杀人比较起来,是不相上下的。卢仁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于是用他这一句话,引申出“杀人是可以的”这样一个理论,卢仁对此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他为什么反驳?因为他那双“干净”的手用不着去沾上鲜血,他利用他的钱财就可以办到一切。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对于穷人来说,就连自杀也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她们的处境诚所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摆在她们面前的现实是:破坏道德,是犯罪;不破坏道德——在对待亲人的关系上也是犯罪。索尼娅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孩子们就会饿死。”(译林版《罪与罚》序)小说中说,“只要世界还存在,索涅奇卡就永远不会消失!” 索涅奇卡可以用来指代社会中所有的贫穷并遭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所以,也可以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就预言了王斌余案子的出现。
王斌余所处的时代环境跟拉斯科利尼科夫比较起来,无论是政治的文明程度还是法律的文明程度,都有着非常大的进步,他完全用不着依靠杀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解决他的欠薪问题。但是他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杀人,而没有采取合法的手段呢?不仅仅是王斌余没有这样做,其他很多被拖欠工薪的农民工都没有做,比如前段时间杀人的阿星,比如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农民工为讨薪水的跳楼秀、自杀秀等等,这就牵扯出当前农民工维权现状的问题。前面已经引用了《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作者肖卫东所提供的数据,根据这个数据所推出来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农民工索要1000元的工资,按照合法的程序,一步步走完,那么所需要的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肖卫东说,这3000元还是一个保守的数据,根据他们调查的17个案例来看,每个案例的综合成本都超过了一万元。因为程序的烦琐,所以完成所有程序得花费大量时间,况且,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之后,还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巨大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的压力下,于是就造成了许多农民工不愿意去按照合法的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再加上多数的农民工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所以,他们往往就选择了他们认为成本最低、最快捷有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绑架、堵路、跳楼、爬塔吊等极端的手段,因为因为如此,王斌余就选择用杀人这样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和尊严。
农民工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问题如今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同时,这些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关注。国家也在三令五申地强调农民的问题,据统计,仅全国性的劳动法律法规就有962部之多。但是,农民的境遇并没有多大的好转,所以说,王斌余杀人案子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在王斌余被宣判死刑的时候,舆论界一片哗然,上到专家学者,下到一般草根,都是一边倒地偏向王斌余,认为王斌余不应该被判处极刑,甚至有人认为王斌余是无罪的,把他同《水浒传》里的梁山英雄好汉来作类比。知名学者、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高一飞在其博客中发表《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吗?》,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得出判处王斌余死刑是有违背人性的。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支持判处王斌余死刑,如果说王斌余是无辜的,是值得同情的,那么他所杀的四人与伤害的一人,就没有无辜的吗?比如吴华,苏香兰等。
很多人都为这个问题感到迷茫,孤云撰文《王斌余案将我们撕裂成了两半》,道出了很多人的心中疑惑:要么臣服于法律的权威,要么另外组成民意法庭,作出自己的道德判决。从道德层面来说,我认为王斌余是值得同情,他的行为就如《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多地体现在法治的文明程度,所以我们又应该支持法律的判决。法律所代表的公平、公正与正义,从这个角度来讲,道德和法律又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如果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质疑,那么,这样的法律还有没有可行性?王斌余的案子,就反映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维持法律的判决,那么怎么来平息民意中的愤怒?如果用道德来判决,那么法律最为社会理性的最后关口还有什么用,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所以,笔者以为,我们还是应该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人人都按照各自的本能欲望与道德标准来行事,社会必将陷入一种无秩序的状态。但是,司法的改革与相关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要再是雷声大雨点小。法律不仅仅是用来惩治恶人的,它更大作用是来保护和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如果当某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法律不在场,此人用触犯法律的手段来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此时法律才站出来主持“公道”,必然会遭来很多的非议,因为这样它就只保护了部分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不希望看到贫穷的农民工们,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那样,用牺牲自己来换得苟且偷生,更不希望看到举着斧头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似的王斌余,而如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之流的因为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的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真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只要世界还存在,索涅奇卡就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我们希望这样的人减少到最少。要创建和谐社会,司法改革与法律的健全必须先行,希望《半月谈》里《司法改革全面启动》这篇文章,真正拉开司法改革的序幕,让《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似的案子不再重演,让王斌余这样的案子不再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那么,真正的和谐社会就离我们不远了。


